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仙道华夏上古文明灭亡于蜥蜴人阴谋的过程

1728楼
　《荀子·荣辱》：“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暗引《庄子·外篇·达生》“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故曰”也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荀子·不苟》：“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化用《庄子·外篇·盗跖》[3]：“申徒狄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
　　《荀子·成相》：“天乙汤，论举当，身让卞随举牟光。”化用《庄子·外篇·让王》：“汤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又让务光”。
　　《荀子·宥坐》：“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化用《庄子·外篇·让王》“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4]
　　《荀子·哀公》之“东野毕驭车”章，化用《庄子·外篇·达生》之“东野稷御车”章。
　　知道《荀子》明斥“庄子”者多，知道《荀子》钞引《庄子》者少，故予详引。综上所举，《荀子》之《性恶》、《天论》、《解蔽》、《非十二子》四篇，至少明斥、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二篇五条。《正论》、《荣辱》、《哀公》、《宥坐》、《不苟》、《成相》六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六篇七条。总计《荀子》之十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八篇十二条。

1729楼
　二　《韩非子》隐斥、暗引《庄子》初始本

　　荀况至少明斥庄子一次，其弟子韩非却从不明斥庄子，因为韩非敌视庄子远过其师。
　　《庄子·内篇·逍遥游》：“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内篇·人间世》：“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外篇·让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均为大反庙堂名教的先秦独家之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点名判决：“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
　　《韩非子·五蠹》也不点名隐斥：“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上智之所难知也，非民务也。”《韩非子·忠孝》又不点名隐斥：“世之所谓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恍惚之言，恬淡之学，无用之教也，无法之言也，天下之惑术也。”
　　韩非之前的“微妙之言”、“恍惚之言”、“恬淡之学”，仅有老、庄二家。“上智”如韩非，十分明白《老子》是庙堂的统战对象，于是《解老》、《喻老》，篡改原文，反注其义，经过韩非的系统“思想改造”，韩非版《老子》变成了庙堂的愚民工具。因此韩非不点名隐斥的，必为《庄子》。“上智”如韩非，更加明白《庄子》难以“思想改造”，无法成为庙堂的统战对象和愚民工具，于是杀气腾腾地必欲“除之”，“以为首诛”。
　　韩非尽管极端敌视庄子，仍然大量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仅因不愿提及“庄子”，遂致后人难辨其源。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暗引《庄子·外篇·山木》“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韩非所言之《书》，正是《庄子》初始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暗引《庄子·外篇·庚桑楚》“一雀过羿，羿必得之，惑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矣”。韩非所称“宋人”，正是宋人庄子。“语曰”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化用《庄子·外篇·徐无鬼》：“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可乎？”此处韩非隐去“庄子”。
　　《韩非子·内储说上》：“宋崇门之巷人服丧而毁，甚瘠，上以为慈爱于亲，举以为官师。明年，人之所以毁死者岁十余人。”化用《庄子·外篇·外物》：“庄子曰：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此处韩非又隐去“庄子”。
　　《韩非子·说林下》：“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暗引《庄子·外篇·山木》：“庄子曰：腾猿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此处韩非以“惠子”代“庄子”，仿效其师荀况以“它嚣”代“庄周”、以“邓析”代“公孙”之故伎。
　　顺便一提，《韩非子》频频嘲笑“宋人”，如《说难》之宋人智子疑邻，《喻老》之宋人献玉遭拒、宋人雕刻楮叶费时，《外储说左上》之宋人棘刻母猴无功，《外储说右上》之宋人狗猛酒酸，《五蠹》之宋人守株待兔，均与韩非极端敌视的宋人庄子有关。[5]
　　韩非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都一再点明“宋人”，足证他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或许荀况没把关于魏牟的前代学界常识传给韩非。“上智”如韩非，恐怕无法回答如下质疑：倘若“外篇”均为庄撰，那么所有“外篇”的全文均属庄子之言，庄子有何必要仅对其中几篇几句标明“庄子曰”？[6]把“外杂篇”全都视为庄撰的后世学者，也必须回答这一质疑。

《韩非子》从不明斥“庄子”，导致知道《韩非子》钞引《庄子》者，比知道《荀子》钞引《庄子》者更少。其实《韩非子》钞引《庄子》甚多，以上仅举暗藏引用标志或改头换面的五例，其他皆略。据我统计，《韩非子》之《外储说右上》、《五蠹》、《忠孝》、《说林上》、《解老》五篇，至少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四篇四条。《解老》、《喻老》、《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难三》九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七篇十三条。另有《十过》、《说林下》、《难一》、《难势》四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三条四次。总计《韩非子》之十二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一篇二十一条。

1730楼
　三　《吕览》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

　　荀、韩师徒如此敌视庄子，暗引《庄子》初始本，尚且如此之多。吕不韦及其门客并不敌视庄子，《吕览》又是杂钞之书，所以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的数量更大，堪称先秦之冠。
　　《吕览·必己》“庄子行于山中”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山木》，并且照钞“庄子”二字，毫无荀、韩师徒的心理障碍。
　　《吕览·去尤》：“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明引《庄子·外篇·达生》：“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此处“庄子”，若是书名，即指《庄子》初始本。若是人名，则与韩非相同，也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
　　《吕览·有度》“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庚桑楚》。《吕览·贵公》“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暗引《庄子》初始本之佚文“大勇不斗，大兵不寇”。两处“故曰”，都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知道《吕览》钞引《庄子》者极多，以上仅举具有引用标志的四例。刘文典、高亨、王叔岷、崔大华、刘笑敢、方勇等现当代学者，均曾统计《吕览》钞引《庄子》，因尺度宽严不同，或者有所遗漏，而数量各异。据我统计，《吕览》之《至忠》、《别类》、《求人》、《听言》、《精通》、《期贤》、《召类》、《禁塞》、《下贤》九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八条。《当务》、《长利》、《去尤》、《必己》、《适威》、《精谕》、《有度》、《听言》、《应同》、《召类》、《贵公》、《贵生》、《审为》、《离俗》、《观世》、《慎人》、《诚廉》十七篇，至少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十二篇二十六条。《博志》、《精谕》、《用民》、《季春》、《贵公》五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五条[7]。总计《吕览》之二十七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七篇三十九条。

综上所列，先秦三书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十五条、“外篇”十五篇五十四条[8]，总计涉及、涉及“内篇”、“外篇”二十篇七十二条。足证成书于西汉的《庄子》大全本之前，更有成书于战国的《庄子》初始本。
　　根据先秦三书的成书时间和撰者生卒年，即可考定《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和编纂者。
　　先秦三书唯一确知成书时间的是《吕览》，即前239年。此后五年，三子尽殁。前238年，荀况死于楚国兰陵，《荀子》必成书于此前。前235年，吕不韦自杀于河南封邑。前233年，韩非被李斯毒死于秦狱，《韩非子》必成书于此前。《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必在《吕览》成书的前239年之前。此前一年，正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前320－前240）之卒年。因此包含庄子所撰“内篇”、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人所撰“外篇”的《庄子》初始本，必为魏牟编纂，成书时间必在魏牟死去的前240年之前[9]。上限是前256年，因为《秋水》著录的魏牟面斥公孙龙，《盗跖》涉及的秦灭周，均在此年；下限是前240年，即魏牟卒年。上下限之间，仅有十六年。
　　《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即使取其上限，距《吕览》成书也仅有十七年，距韩非死去也仅有二十三年。而荀况先在赵国、后在楚国，韩非在韩国，吕不韦及其门客在秦国，无不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足证《庄子》初始本在成书以后的极短时间之内，传播范围即已甚广。秦汉之际传播范围更广，汉初士人陆贾、贾谊等人笔下，均已充满《庄子》独有的名相[10]，成为《庄子》大全本于稍后问世的时代氛围。

1731楼
　三　《吕览》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

　　荀、韩师徒如此敌视庄子，暗引《庄子》初始本，尚且如此之多。吕不韦及其门客并不敌视庄子，《吕览》又是杂钞之书，所以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的数量更大，堪称先秦之冠。
　　《吕览·必己》“庄子行于山中”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山木》，并且照钞“庄子”二字，毫无荀、韩师徒的心理障碍。
　　《吕览·去尤》：“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明引《庄子·外篇·达生》：“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此处“庄子”，若是书名，即指《庄子》初始本。若是人名，则与韩非相同，也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
　　《吕览·有度》“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整章，全钞《庄子·外篇·庚桑楚》。《吕览·贵公》“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暗引《庄子》初始本之佚文“大勇不斗，大兵不寇”。两处“故曰”，都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知道《吕览》钞引《庄子》者极多，以上仅举具有引用标志的四例。刘文典、高亨、王叔岷、崔大华、刘笑敢、方勇等现当代学者，均曾统计《吕览》钞引《庄子》，因尺度宽严不同，或者有所遗漏，而数量各异。据我统计，《吕览》之《至忠》、《别类》、《求人》、《听言》、《精通》、《期贤》、《召类》、《禁塞》、《下贤》九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八条。《当务》、《长利》、《去尤》、《必己》、《适威》、《精谕》、《有度》、《听言》、《应同》、《召类》、《贵公》、《贵生》、《审为》、《离俗》、《观世》、《慎人》、《诚廉》十七篇，至少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十二篇二十六条。《博志》、《精谕》、《用民》、《季春》、《贵公》五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五条[7]。总计《吕览》之二十七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七篇三十九条。
　　综上所列，先秦三书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十五条、“外篇”十五篇五十四条[8]，总计涉及、涉及“内篇”、“外篇”二十篇七十二条。足证成书于西汉的《庄子》大全本之前，更有成书于战国的《庄子》初始本。
　　根据先秦三书的成书时间和撰者生卒年，即可考定《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和编纂者。
　　先秦三书唯一确知成书时间的是《吕览》，即前239年。此后五年，三子尽殁。前238年，荀况死于楚国兰陵，《荀子》必成书于此前。前235年，吕不韦自杀于河南封邑。前233年，韩非被李斯毒死于秦狱，《韩非子》必成书于此前。《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必在《吕览》成书的前239年之前。此前一年，正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前320－前240）之卒年。因此包含庄子所撰“内篇”、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人所撰“外篇”的《庄子》初始本，必为魏牟编纂，成书时间必在魏牟死去的前240年之前[9]。上限是前256年，因为《秋水》著录的魏牟面斥公孙龙，《盗跖》涉及的秦灭周，均在此年；下限是前240年，即魏牟卒年。上下限之间，仅有十六年。

《庄子》初始本的成书时间，即使取其上限，距《吕览》成书也仅有十七年，距韩非死去也仅有二十三年。而荀况先在赵国、后在楚国，韩非在韩国，吕不韦及其门客在秦国，无不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足证《庄子》初始本在成书以后的极短时间之内，传播范围即已甚广。秦汉之际传播范围更广，汉初士人陆贾、贾谊等人笔下，均已充满《庄子》独有的名相[10]，成为《庄子》大全本于稍后问世的时代氛围。


　　四　三大版本涉及史实之异同

　　根据涉及史实之异同，即可考定《庄子》大本全的编纂者，必为先于司马迁的淮南王刘安。
　　三大版本共有的“内七篇”，无一庄殁之后史实，必为庄撰。三大版本分类构成不同、篇目原文大异的“外杂篇”，多有庄殁之后史实，必非庄撰。
　　由于魏牟版、刘安版编纂时间相距百年，“外杂篇”的庄殁之后史实，又可分为二类：庄殁之后、魏殁之前的甲类史实，魏殁之后、刘殁之前的乙类史实。
　　魏牟版“外篇”，仅有甲类史实，没有乙类史实。如《列御寇》之“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可证此篇撰于前286年庄殁之后。又如《胠箧》之“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可证此篇撰于田齐第十二世齐王建前264年即位之后，庄殁至少22年。高亨等人认为《胠箧》撰于前221年秦灭齐之后，与钞引《胠箧》的《吕览》成书于前239年牴牾。又如《秋水》之魏牟面斥公孙龙，可证此篇撰于前256年秦围赵都邯郸失败、魏牟离秦至赵会见公孙龙之后，庄殁至少30年。又如《盗跖》之“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可证此篇撰于前256年秦灭周之后，庄殁至少30年。
　　刘安只做加法，所以刘安版“外篇”、“杂篇”、“解说”，除了新增不少甲类史实，又出现了魏牟版不可能有的乙类史实。
　　刘安保留魏牟版“外篇”约二十二篇，增补符合刘安思想、融合儒道名法的《在宥》、《天道》等“新外篇六”，既有甲类史实，如先秦三书一字不引“新外篇六”。假如大谈“有天道，有人道”、“上无为，下有为”的“新外篇六”，原先已在魏牟版“外篇”，《荀子》贬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就难以理解，《韩非子》必欲“除之”、“以为首诛”也十分奇怪，同样融合儒道名法的《吕览》一字不引就更不合理。也有乙类史实，如《天道》之“十二经”、汉语史首见之“素王”。[11]
　　刘安版新增“杂篇十四”，既有甲类史实，如先秦三书一字不引“杂篇十四”。又如《说剑》之“赵文王”，可证此篇撰于前266年赵王何殁后得谥“惠文”之后（别无谥“文”之赵王），庄殁至少20年。也有乙类史实，如佚文之“荆轲”、“燕太子丹”、“田光”，可证佚篇撰于前227年荆轲刺秦之后，庄殁至少59年，魏殁至少13年。又如佚文之“卢敖”，即替秦始皇求仙药的秦博士“卢生”，后与侯生等四百余人同被坑杀，可证佚篇撰于前212年秦始皇坑儒之后，庄殁至少74年，魏殁至少28年。
　　刘安版附录“解说三”，既有甲类史实，如先秦三书一字不引“解说三”。也有乙类史实，如“解说三”均为刘安或及门客所撰，其中两篇《庄子略要》、《庄子后解》，见于李善《文选注》转引司马彪《庄子注》。总之，《庄子》大全本既有魏殁之后史实，又无刘殁之后史实，更有刘安所撰之篇，足证编纂者必为刘安。
　　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同时稍后的司马迁、刘向等人可能心知肚明，仅因刘安被汉武帝诬为谋反而自杀，遂避讳不言。刘安所撰“解说三”，同时收入刘安自著的《淮南子·外篇》，原本是考定《庄子》大全本编纂者的重要证据。由于《淮南子·外篇》很快亡佚，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之史实，遂长期隐入历史忘川。[12]
　　郭象只做减法。甲类史实在郭象版中大量消失，仅有少量遗漏，因为“田齐十二世”、“赵文王”、“秦灭周”、“魏牟面斥公孙龙”等庄殁之后的甲类史实极为隐晦，郭象不易删尽。乙类史实在郭象版中消失殆尽，因为“荆轲”、“卢敖”等庄殁之后的乙类史实极为明显，郭象极易删尽。
　　郭象竭力删去庄殁之后史实，是后世不知魏牟版《庄子》初始本、误以为“外杂篇”均为庄撰的根本原因。庄学研究从此被引入歧途，深陷“外杂篇”是否庄撰、有无庄撰的泥淖，一切论断皆失准星。

1732楼
　五　三大版本分类构成之异同

　　现将《庄子》三大版本之重大异同，尤其是分类构成之异同，综述如下。
　　版本一，《庄子》初始本，成书于战国末年，编纂者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包括庄子所撰“内篇七”，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人所撰“外篇”约二十二篇。魏牟版《庄子》初始本，篇数总计约二十九篇，字数总计约六万，平均字数每篇约两千。
　　后于魏牟（前320－前240）的荀况（前313－前238）、吕不韦（前290－前235）、韩非（前280－前233）等先秦士人，先于刘安（前179-前122）的陆贾（前240－前170）、贾谊（前200－前168）等汉初士人，所见、所引、所论都是魏牟版《庄子》初始本。
　　版本二，《庄子》大全本，成书于西汉初年，编纂者是淮南王刘安。对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予保留，仅做加法。约增补慕庄后学所撰“新外篇六”《骈拇》、《马蹄》、《刻意》、《缮性》、《在宥》、《天道》，凑成七的四倍，合为“外篇二十八”。新增慕庄后学所撰“杂篇”《说剑》、《渔父》等，凑成七的两倍，是为“杂篇十四”。刘安为了凑数而降低标准，在“新外篇六”、“杂篇十四”中编入不少劣篇，意在把内外杂的总数，凑成七的七倍，即四十九篇。加上作为附录的刘安所撰“解说三”，刘安版《庄子》大全本，篇数总计五十二篇，字数总计十余万，平均字数每篇约两千。[13]
　　后于刘安（前179-前122）的司马迁（前145-前90）、刘向（前77-前6）、扬雄（前53－后18）等西汉士人，班固（32-92）、高诱（160-212）等东汉士人，先于郭象（252-312）的阮籍（210－263）、嵇康（224－263）、司马彪（？-306）、孟氏（生卒不详）、崔譔（略先向秀）、向秀（227-272）等魏晋士人，所见、所论、所注都是刘安版《庄子》大全本。
　　魏晋之际，何晏、王弼大谈老庄，嵇康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阮籍宣称“以庄周为模则”[14]，《庄子》遂成显学。先于郭象的司马彪、孟氏等魏晋士人，全注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包括仅是附录的“解说三”。先于郭象的崔譔、向秀等魏晋士人，选注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全注“内篇七”，选注“外篇二十八”之二十篇左右，全都不注质量低劣的“杂篇十四”，全都不注仅是附录的“解说三”。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称之为“有外无杂”。
　　版本三，《庄子》删改本，成书于西晋初年，编纂者是儒生郭象。对《庄子》大全本大做减法，又予大肆篡改。删改“内篇七”关键字句，改造成符合郭象义理、违背庄学义理的郭象版“内篇七”。删去“外篇二十八”之四篇，又把魏牟版、刘安版的九篇“外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列御寇》、《天下》，移至“杂篇”，再删改剩下的十五篇，改造成符合郭象义理、违背庄学义理的郭象版“外篇十五”——刘安版“新外篇六”均在其中。删去“杂篇十四”之十二篇，保留《说剑》、《渔父》两篇，与移外入杂、已被删改的“新杂篇九”混在一起，改造成符合郭象义理、违背庄学义理的郭象版“杂篇十一”。全删“解说三”。郭象版《庄子》删改本，篇数总计三十三篇，字数总计六万六，平均字数每篇约两千。
　　郭象“移外入杂”九篇的证据之一是，先秦三书钞引了其中七篇，弃而不钞的两篇，是专论内七篇的《寓言》、大反庙堂名教的《则阳》。证据之二是，其中八篇（包括《寓言》、《则阳》）之下，唐人陆德明均引先于郭象、“有外无杂”的崔譔注、向秀注，仅有《让王》之下未引，因为崔、向均未选注《让王》。《让王》是先秦三书钞引最多之篇，《荀子》、《韩非子》各化用二章，《吕览》钞引十四章，必在魏牟版“外篇”，刘安版承之。郭象把极其重要的“外篇”九篇移至“杂篇”，意在贬低其重要性，炮制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
　　郭象版“杂篇十一”，仅有《说剑》、《渔父》原属刘安版“杂篇十四”。证据是唐人陆德明未引先于郭象、“有外无杂”的崔譔注、向秀注，仅引后于郭象、以郭象版为底本的李颐注。
　　后于郭象的西晋李颐、唐人成玄英、唐人陆德明等无数士人，以及一千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所见、所论、所注都是郭象版《庄子》删改本。


　　结语　真庄学与伪庄学

　魏牟版和刘安版，篇数、字数相差很多，但是魏牟版之全部，均被刘安版保留，基本倾向并未逆转。因此魏牟版的先秦读者荀况、韩非，均知《庄子》是大反庙堂名教的“反书”。刘安版的两汉读者之中，司马迁认为“庄周诋詈孔子之徒”，刘向认为“庄周滑稽乱法”，扬雄认为“庄周罔君臣之义”，班固认为“庄周”、“魏牟”均属第六等“中下”之人，又撰写《难庄论》[15]，仍然均知《庄子》是大反庙堂名教的“反书”。
　　魏牟版和郭象版，篇数、字数相差不多，但是篇目原文、分类构成大为不同，基本倾向彻底逆转。针对魏晋时代“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的庙堂意识形态危机[16]，郭象起而反击，炮制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删残篡改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反注其义，认为《庄子》的主旨是“名教即自然”。经过郭象的系统“思想改造”，大反庙堂名教、贬孔斥儒的魏牟版、刘安版真《庄子》，变成了拥护庙堂名教、尊孔尊儒的郭象版伪《庄子》。与韩非版《老子》、王弼版《老子》一样，郭象版《庄子》也变成了庙堂的统战对象和愚民工具，
　　若有二人争论《***》是否“黄书”，而二人所读都是《***》全本，那么仅是观点不同。倘若一人所读是全本，一人所读是“洁本”，那么“观点不同”就是伪命题。伪命题的根源是：二人所读《***》，原文详略不同。
　　若有三人争论武松是否“好汉”，而一据《水浒》，一据取资《水浒》的《***》，一据反《水浒》的《荡寇志》，那就不仅是原文详略不同，而是原文毫不相干，宗旨完全相反。
　　对刘安版《庄子》而言，郭象版《庄子》不仅是原文不全的“洁本”，删残的原文也被篡改成了伪原文。对魏牟版《庄子》而言，郭象版《庄子》是反《庄子》的伪《庄子》。
　　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者早已发现，盲从郭象义理，不可能得庄真义，所以不断对郭象义理提出修正。然而一切郭象义理的修正主义，都是据《***》“洁本”论《***》是否“黄书”，据《***》、《荡寇志》论武松是否“好汉”。郭象修正主义的“学术进步”，常比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更加符合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

　为了使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更符合郭象义理，郭象追随者又反复删改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甚至反复删改郭注。据宋人陈景元《庄子阙误》统计，三十三篇伪原文有65923字，然而据我统计，清人郭庆藩《庄子集解》的三十三篇伪原文减至65181字，少了742字，清人王先谦《庄子集解》的三十三篇伪原文又减至65149字，少了774字。足证自宋至清的一千多年中，郭象追随者不断删改郭象版《庄子》的伪原文，清除难以自圆的障碍，炮制越来越多的伪证，反庄学的郭象伪庄学，遂成难以撼动的庄学至高权威。
　　既知郭象版《庄子》之伪、郭象义理之反庄学以后，郭象版伪《庄子》和郭象义理仍然大有研究价值。因为郭象版伪《庄子》和郭象义理，流传中国已有一千七百年之久，流传世界也有数百年之久，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世界之中国观的负面影响之大，鲜有及者。
　　唯有复原魏牟版《庄子》初始本的本来面目，研究作为中国文化之圣经的《庄子》，才有可能正本清源，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隐秘内涵，才有可能不失准星。

1735楼
　“古史辨”的一大成果是把东晋儒生张湛伪撰《列子》定为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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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古史辨”还有不少问题，

　　我估计，也是儒教张湛篡改《列子》所为。

1736楼
　老子，庄子，列子……道教经典被篡改个遍了啊。

1737楼
什么世道啊，我日！

1740楼
　《庄子·齐物论》

　　“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1742楼
【王振今】孙中山传述“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为啥？因为单氏取周孔子烧书断史，造成中国自虞舜到周景王立义治律的心灵科学技术失落，症结是“废五畤以伸上帝之孤尊”（《读通鉴论．卷五》）。四川地震情系国人，单氏取周孔子烧书断史制造的中国国震至今未平情系何人？！
　　【影月剑派】孔子和鼓吹他的党羽造成中国2000年的超级文化精神大地震，至今已经害人无数，损失不可估量，现在都无法震后重建，而且精神疾病疫情大流行，受感染的人非常多，国人病入脊骨了，却无法自拔自救。
　　【王振今】提纲挈领：这一切都是周朝中国“废五畴以伸上帝之孤尊”造成的，现在改革开放，只要反其道“兴五畴以废上帝之孤尊”其事好还

1743楼
　　近三十年来古籍辨伪研究工作的新进展
　　杨善群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过去疑古思潮盛行时期“伪书”大量充斥的现象自然会有所反思。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献不断出土，人们发现，曾经被判为“伪书”的不少古籍，原来很早在地下的竹简、帛书中就已经出现，于是所谓该部古籍为“伪书”的说法便不攻自破、无法立足了。文章从考古发现、反思考查、辨证著作等三方面对古籍辨伪研究工作进展作了概述。

　　【关键词】古籍辨伪；疑古时代；先秦古籍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1－0116－6

　　【作者简介】杨善群，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好疑古辨伪的传统。至清代到近代，这股疑古辨伪之风愈刮愈猛。上世纪30年代张心澄编著的《伪书通考》，已把千部以上的古籍定为“伪”或有各种各样的“伪”问题。其时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出版了七册九本（第七册分上中下三本）《古史辨》又考定许多古籍为“伪书”。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过去疑古思潮盛行时期“伪书”大最充斥的现象自然会有所反思。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献不断出土，人们发觉，曾经被判为“伪书”的不少古籍，原来很早在地下的竹简、帛书中就已经出现，于是所谓该部古籍为“伪书”的说法便不攻自破、无法立足了。现将近年来对于古籍辨伪研究的新进展，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综述，以供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1744楼
　一、因考古发现而由“伪”变真的古籍

　　过去判定为“伪书”，由于近年考古发现的竹简、木牍、帛书而可以确定为真古文献的，有如下6部：

　　（一）《孙子》（或称《孙子兵法》）。历来怀疑此书为“伪”者比比皆是。清人全祖望作《孙武子论》说：“（叶适）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近人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孙子》）是战国人依托”，“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现代学者中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钱穆、齐思和等。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大批古书竹简〔1〕。此次出土的这两部兵法竹简，从涉及的事例、攻城的策略、作战的兵种、战争宜速决还是持久等观点来看，可以明晰地分辨：前者为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后者为战国时期的孙膑所著。杨善群《变混沌为清晰的重大发现》〔2〕对此作了详细的辨析。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疑古辨伪论者不得不偃旗息鼓。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孙子》是春秋时吴国将军孙武的兵法著作。

1745楼
（二）《老子》（或称《道德经》）。老子是春秋后期人，与孔子同时，《史记·老子列传》记有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然而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时代，《老子》成了一部作者和撰写时间不明的书。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说：“道德五千言（即《老子》）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梁启超在学术讲演时云：“《老子》一书或身分甚晚，究在庄周前或在其后，尚有商量余地。”顾颉刚则在《古史辨》中认为“《老子》书成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亦即秦汉之间。看了这些论述，使人如堕五里雾中。1993年冬，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抄写《老子》的竹简〔3〕。根据竹简抄写必先于墓葬时代，而其撰著时代更应在前的通则，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实物证明，《老子》一书只能是春秋晚期老聃的著作。

1747楼
（三）《孔子家语》。此书历来被判为“伪”。王柏《家语考》云：“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崔述《洙泗考信录》谓：“今之《家语》乃（王）肃之徒所撰以助肃攻康成者”，“《家语》非孔氏遗书也，伪也。”这些言论，一直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1973年，河北定县的汉墓中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定名为《儒家者言》的一种，内有十章与《孔子家语》基本相同〔6〕。1977年，安徽阜阳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又出土许多竹简、木牍，其中一块木牍上书写篇题四十六条，其“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7〕。令学者们奇怪的是，王肃是三国魏人，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怎么会在几百年前的汉初墓葬中就已经出现？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分析考古发现后指出：“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王肃在序言中已说明《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这应当是事实。”〔8〕最近杨朝明等著《孔子家语通解》〔9〕，书中称：“《孔子家语》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孔子家语》非“伪”，是真古文献，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1748楼
　（四）《鶡冠子》。此书定为“伪”也由来已久。唐柳宗元说：“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明胡应麟又说：“后世伪《鶡冠》者剽（贾）谊赋中语以文饰其陋。”近人钱穆作《鶡冠子辨》，称其“明为伪书”，“盖后人见《汉志》有鶡冠楚人之说而妄托者耳”。1973年冬，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经法》等大量帛书，与《鶡冠子》的文字、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唐兰经过考证论定，《鶡冠子》与《经法》等都是战国晚期“黄老派”的著作〔10〕。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鶡冠子〉》〔11〕进一步就《歇冠子》书作者的活动年代、思想倾向、师承关系等问题作了考证。谭家健《〈鶡冠子〉试论》〔12〕对《鶡冠子》是“伪书”的言论进行驳斥，并对其书的价值作了细致评述。黄怀信《〈鶡冠子〉源流诸问题》〔13〕对该书作者、篇卷、时代、版本作了更详细的阐述。甚为有趣的是，杨宽著《战国史》在1980年修订出第二版时对《鶡冠子》还只字不提，到1998年修订出第三版时，不但在“战国史料”中加进“《鶡冠子》”一书，并补写《鶡冠子实现“大同”的道家学说》一节。《鶡冠子》是真古文献，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1750楼
（五）《文子》。这部古籍是老子弟子的著作，其为“伪书”早有定论。梁启超谓：“此书班氏已疑其依托，今本盖并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剿自《淮南子》。”钱穆则说：“老子弟子文子，亦乌有先生也。”上世纪30年代，国学整理社编辑《诸子集成》，其“刊行旨趣”论《文子》说：“唐柳宗元谓其多窃取他书以成之，当系唐以前伪作。”故弃之不收。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许多与今传《文子》相同的文字，而少数地方有所改动。这证明：“《文子》本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6〕这样，所谓《文子》的“依托”说、“乌有”说、“窃取”说，在出土竹简面前都不攻自破。接着，江世荣作《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14〕，论证《文子》“不是伪书”。随后，李定生、徐慧君著《文子要诠》〔15〕，卷首《论文子》以大量事实证明“《淮南子》抄袭《文子》”，从而判定《文子》是“先秦古籍”。本世纪初孙以楷作《文子与墨子》〔16〕，论证“文子是一位重要的道家学者，起着重要的学术津梁作用”。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文子》吸收了儒家、法家、兵家的精华，把道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一部早有定论的“伪书”，又成了有珍贵价值的重要典籍。

1751楼
　（六）《尉缭子》。此书在北宋神宗时还被尊为“武经七书”之一，当作古代军事学的瑰宝。但自南宋以后，特别是到清代、近代，逐渐被定为“伪书”。清人姚际恒称：“其伪昭然，必焚其书然后可。”姚鼐认为：“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现代学者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更直斥其为“伪物”。鄙视之意，溢于言表。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大批书写古代文献的竹简，其中有多篇与今传本《尉缭子》相合。据学者们分析，其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以前，则今传本《尉缭子》为先秦古籍当无问题。所谓“其伪昭然”、“后人杂取”等说法，不过是疑古者的主观想像罢了。《尉缭子》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记“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两事相隔有80多年。徐勇《魏惠王的纪年质疑》〔17〕通过精深功力的考证，确认魏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当为一人。这样，《尉缭子》不但摘掉了“伪书”的帽子，而且其作者生平也得到精确考证，其卓越精深的军事思想更为学者们所阐扬，此乃学术事业的一大进步。

1755楼
　还有，很多算命的书呀，六壬，奇门，太乙，还有黄帝内经呀…………

　　都不是满清那些疑古派说的什么战国时期才有的。

　　而是都是来源于上古。

　　满清的疑古派是在肆意虚无化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依据，任何考据证据，肆意乱说而已。

1756楼
　二、因反思考查而陆续辨正的古籍

　　除了因考古发现而由“伪”变真的古籍外，还有一些古籍因学者对疑古时代的反思和考查而陆续得到辨正。这样的古籍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有如下5部：

　　（一）《尹文子》。此书是战国中后期名家尹文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一篇”，今本析为上、下二篇。近人顾实说“其为魏晋间人所依托无疑”；马叙伦称其“不类战国时文”，二篇“并出伪作”。《古史辨》第六册载唐钺和罗根泽讨论《尹文子》的两篇文章，都认为“确是伪书”，“序与书同出一人伪造”。面对疑古时代的“伪书”说，上世纪80年代，周山《〈尹文子〉非伪析》〔18〕首先提出异议。他对《古史辨》两文所提出的怀疑论据逐一进行辨驳，指出所谓“伪书”的结论，“实在没有根据”。接着胡家聪《〈尹文子〉与稷下黄老学派》〔19〕从“有战国时代的特征”、“黄老思想的内容”、“其书流传有序”三方面来证明“《尹文子》并非伪书”。邵蓓《尹文及〈尹文子〉》〔20〕也论证今本《尹文子》“应是战国后期出于齐稷下的作品”。至此，《尹文子》是真古文献，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1757楼
（二）《列子》。此书为战国时道家学者列御寇及其弟子所撰。今传本由东晋时张湛重新整理并作注，因此历来认为其是“伪书”。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说：“张湛假造《列子》，自编自注，因此大出风头。”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古史辨》第四册）认为：《列子》书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旧籍之言，“成此八篇”。对于上述说法，上世纪40年代，岑仲勉《〈列子〉非晋人伪作》〔21〕已指出，“《列子》成于战国末”，是先秦古籍；“近人指为伪撰各节”，经过详细考证，“几全无作伪之痕迹”。近年来，随着道家文化研究的开展，对《列子》所谓“伪书”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陈广忠《〈列子〉非伪书考》〔22〕首先从张湛注本保存异文、异注方面证明张湛治学极为严谨，对梁启超等人诬张湛“假造”轻率做法提出批评；其次考证《列子?汤问》篇载，“火浣布”战国时已有；最后从大量古词语进行分析，充分证明“《列子》乃先秦古籍”。同时，台湾著名学者严灵峰亦著《〈列子〉辨诬及其中心思想》一书，对《列子》研究进行“拨乱反正”（见上引陈广忠文）。《列子》非“伪书”的考证，暴露了疑古学者的轻率，推动了学术事业的进步。

1758楼
　（三）《鬼谷子》。此书是战国中期纵横家鬼谷先生的著作，据《史记》记载他是张仪、苏秦的老师。然而该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不见著录，因此历来被认为是“伪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许多“伪书”被辨正，学术界对《鬼谷子》的真伪也开始进行审查，召开了多次讨论《鬼谷子》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和论文集。学者们经过潜心研究，排除成见，都认为《鬼谷子》也是先秦古籍。其论据主要有：（1）《汉志》未载的先秦古籍在近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中屡有发现，不胜枚举。因此，《鬼谷子》很可能为《汉志》失载的真书。（2）汉代著作《淮南子》《法言》《说苑》都有明引或暗引《鬼谷子》的文字，说明其书汉代一直在流传。（3）书中多古音古义。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鬼谷子〉跋》中早有引证，称“非后人所能依托”。李学勤《〈鬼谷子?符言篇〉研究》〔23〕又证明该篇某些标题“来自竹简，决非依托”，某些文字来自马王堆帛书，“确有所本”，为《鬼谷子》是先秦古籍找到新的证据。目前，《鬼谷子》的学术和应用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中国古代又一部智慧谋略的结晶。

1761楼
　（四）《孔丛子》。此书是孔子及其家族各种文献的汇集。由于内容比较复杂，历来被判为“伪书”。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其是“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明人宋濂《诸子辨》又说：“其伪妄昭然可见。”近人罗根泽在《古史辨》中著文，称《家语》《孔丛子》都是王肃的“作伪”。对于《孔丛子》的辨正可以说是因《家语》的辨正而连类及之。既然《孔子家语》在汉简中发现，证明其不是伪书，由此可以推断，《孔丛子》一书也不可能是王肃一手伪造出来的。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在实事求是地论述《家语》后接着指出：“《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由孔子一直记到孔季彦。”作者并由书中关于孔季彦的记载，推断这部书的纂辑“很有可能出于孔季彦以下一代”。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24〕对该书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和辨正。他把《孔丛子》前21篇分为五大段来论析，评述其作者与叙事的可靠性；后面考证该书《连丛子》上下两篇的撰者及编订者，认为全书最终编定时间当在东汉晚期。此文以详尽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使《孔丛子》成为孔氏家学的可靠史料书。

1763楼
　（五）古文《尚书》。《尚书》中的古文25篇，因为是东晋时梅赜所献，历来怀疑它是“伪书”。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列出128条证据证明其书之“伪”，于是成为定案。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经过考查研究，发现这个“伪书”定案是不能成立的，纷纷著文进行辨正。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指出：“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显然，古文《尚书》不是某人造作的“伪书”。

　　杨善群经过精心研究，撰文多篇，《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证明古文《尚书》自西汉以后长期流传于世〔25〕，至魏晋之际完备成集，其来源可能有七个方面。《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26〕通过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证明其书决非编自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27〕证明其书有补充许多历史事实、订正旧籍引文之讹等五方面的珍贵价值。《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28〕把阎若璩《疏证》中的128条论据归纳为主观武断、颠倒先后、吹毛求疵、门户之见、自相矛盾、信口雌黄、虚张声势、二难推理等八大类型进行细致评析。黄怀信《〈说命〉考信》〔29〕先驳阎若璩《疏证》的五条证据“无一能够成立”，再列13条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中的“《说命》当为先秦真书”。近年清华简整理发表，黄怀信《“周文王遗言”：〈保训〉》〔30〕以此简文证明古文《尚书?大禹谟》载舜告禹之言“不为无据”，《君陈》、《君牙》、《五子之歌》等篇也“可能非为后人伪托”。他认为：“‘伪古文’的问题有望通过清华简而得到解决。”

1764楼
　三、集辨正工作大成的著作相继出现

　　随着对“伪书”辨正工作的深入展开，近年还出现了一些集辨正工作大成的著作：

　　（一）刘建国著《先秦伪书辨正》〔31〕。该书对先秦49部以前被疑古学者判为“伪书”的古籍进行辨正，资料翔实，论证得体。其中如《邓析子》、《子华子》、《关尹子》等，现在还未有人涉及，因此这是一部极有用的资料辨析的工具书。该书对“伪书”的辨正，往往提出新的论据，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尹文子〉伪书辨正》一节，提出书中有“田子读书”时“互相对话和讨论，不是亲临其境的稷下学者，并与宋子、田子、彭蒙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尹文是写不出来的”，这是“战国中期百家争鸣亲自参与的场面”。又如《〈列子〉伪书辨正》一节，指出马叙伦见《列子》中有“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即论定其“剽取浮屠”；今查《庄子?让王》也有“西方有人，似有道者”，难道其书又“剽取浮屠”？实际上所谓“西方圣人”是道家的理想人物，与佛教无关。可知这条“伪书”证据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1765楼
　（二）张岩著《审核古文〈尚书〉案》〔32〕。这是一部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审核对象的著作。书中分《文献流传篇》、《史地篇》、《史实篇》、《历法篇》、《制度篇》、《引文篇》等许多章节，对阎若璩提出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证据进行“全面甄别”。其结论是：“所谓‘伪古文《尚书》’的‘定案’无法成立。”该书还评析阎氏《疏证》的辨伪方法以及阎氏其书为什么会大受褒扬的原因。据清代学者透露：“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见251页）可知阎氏《疏证》的“定案”迎合了清朝政府的政治意图，这一揭示值得学术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