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仙道华夏上古文明灭亡于蜥蜴人阴谋的过程

1766楼
　（三）杨绪敏著《中国辨伪学史》〔33〕。该书对历史上的辨伪学分为初起、发展、成熟、再发展等几个时期，从先秦到明清以至现当代进行详细阐述。值得注意的是，书末添加了《竹简帛书的出土对古书辨伪的作用及影响》一节。作者坦言“大量竹简、帛书的出土”，“为古书的辨伪提供了大量新的证据”，“促使学术界感到有对前人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考辨的必要”。可惜作者对这一论断并未展开全面的阐述。

　　十几年前，李学勤先生把自己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一本论文集定名为《走出疑古时代》〔34〕，如今这一名言已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王廷洽《简牍帛书与文献的传播》〔35〕以《吕氏春秋?去尤》中“窃斧的故事”来比喻那些疑古者，他们怀疑古籍是“伪书”，就像观察“窃斧”者的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一样，似乎大批古籍的作者、年代、内容、字词、术语都是伪的。作者提出：“现在‘斧子’找到了，‘斧子’就是那些出土的简牍、帛书和其他有关的考古材料。”这个比喻极其形象生动。审慎鉴别疑古时代的“定案”，摆脱疑古时代的阴影，就会使学术事业不断进步繁荣，这是改革开放在中华文化研究方面带来的新气象。

1767楼
　庄子把仁义比喻为心灵的刑具，太恰当了!

1773楼
　单氏变周，《左传》记载鲁昭公22年“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宾起是周景王主管教育“修义经·铸无射”的文子（文子文孙孺子王）。接着他又杀了八个王子，把景王钦定的继承人王子朝追杀到楚国避难。
　　孔子见周乱有机可乘，便回鲁建朋党重新拉起商汤《多方简》“天下为公”的大旗，反对景王“公乃王”改革。故被“侵下以谋上”的单穆公重用，《庄子》记载他被“侥幸封侯富贵者也”，《论语》记载他代替被杀的宾起，当上了周朝的孔文子。但各诸侯国并不认同，在它带领党徒的视察各国时，形同过街老鼠。现在他焚烧了几千年传到周朝的典籍，美其名曰“修春秋”；杜撰易经八卦，代替五行之运，美其名曰“赞易道”。目的是“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离间上下制造两头堵的愚民思想。据他的后代西汉孔安国钦命修《尚书·序》记载，孔子行为是“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孔安国修下来的史料“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故称《尚书》为《经书》，“其余送官藏之书府”为《纬书》。《郑板桥家书》对《纬书》评介“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 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 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孔子这个天字号的败类，估计将中华古文献3240篇烧掉2689篇，仅剩6/100左右。
　　“单氏取周”孔子烧书断史把中国传统的科技思想体系都给弄乱套了，原古造就的“三皇五帝”阳符阴符思想体系被扭曲为人物崇拜，“大禹治水”治道造就的“洪范九畴”被矮化，“汤以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被孔子盗用反对“武王同德度义”“景王修义经·铸无射”，目的是“废五畴以伸上帝之孤尊”。

　　孙中山说“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

1788楼
　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国君卿大夫视之，犹众庶也。国不足，将嫁于卫。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谒，先生将何以教？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壶子何言哉？虽然，夫子尝语伯昏瞀人。吾侧闻之，试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黄帝书》日：‘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摘自《列子》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这句老子道德经中的话来自《黄帝书》！！

1789楼
　壶子

　　壶丘子，名林。战国郑人，列子之师。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 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1792楼
　回复第134楼， @西贝君
　　@yaoshiyi2009 18楼 2013-05-03 10:46:00
　　最近的帖子这么颠。。覆我的三观呢？还是姑射山人出来吧！来点大众接受的
　　-----------------------------
　　@忙去夕阳 133楼 2013-05-03 16:52:00
　　相当认同啊，三观尽毁
　　-----------------------------
　　山人说过知道了真相对普通人未必是件好事
　　--------------------------
　　@醉萌师妹 1786楼 2013-05-06 15:56:00
　　排之
　　-----------------------------

　　有好处啊，至少以后被蜥蜴人吃的时候可以死的明白，知道做了鬼后仇人是谁，哈哈哈哈哈哈

1797楼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西晋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竹简的一部分，体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一般就称《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被盗墓者不准(Fǒu Biāo)所发现的古代史书，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由于它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1]，所以能够避过秦始皇挟书令导致的焚书运动。它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譬如，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2]。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但出土的甲骨文显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有人因此对《竹书纪年》的历史记载存疑。

　　同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唯一流传下来的《竹书纪年》在流传过程中又被蜥蜴人儒教集团给篡改了！

1799楼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3]，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4]，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5]。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6]。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又如《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是指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今天的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区清晨时发生的日全蚀[7]，可据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实年份[8]（也有学者对这个说法存疑）。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本纪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诗经·小雅》“十月”和《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日食”，本是周代的无年代日食纪录和唐代以前的计算结果。

1800楼
　这套晋朝时整理好的《竹书纪年》，经五代战乱散佚，北宋官修《崇文总目》竟无《纪年》之目。清代学者朱右曾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蒐辑的成果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
　　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水经注》、《史记》三家注等古籍所引《纪年》文与今本颇有异同，例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则云“共二百八十一年”。由于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姚振宗称：“作伪者乃郭人范钦也”。今本《纪年》有注，一说是梁沈约作，钱大昕认为今本“附注多采《宋书·符瑞志》，《宋书》，约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伪者用心如此”。
　　也有学者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例如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和清代学者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等方面有诸多差异，是因为两者分别为西晋时代两次竹简整理工作的产物，刘恕《通鉴外记》卷三引此文后云：“《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

1802楼
各种版本

　　自西晋时期出土以后，竹书纪年先后经历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
　　竹书纪年
　　，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宋明时期的“今本”，清代的“古本”。原文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不过，大家知道了，很多被清儒斥为伪书的恰恰是真的！！

1803楼
　出土初释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

　　竹书纪年(8张)不准（音 Fǒu Biāo ）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
　　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
　　永嘉考正
　　由于竹简散乱，而战国文字当时已经不能尽识，因此争议很大。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奉命考正竹简，以定众议。但是八王夺位，永嘉之乱爆发。卫恒被杀害。其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遂有考正本竹书纪年，又称“卫束本”。
　　考正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安釐王，汲郡所盗墓冢应该是魏安釐王的。
　　永嘉之乱，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传世。《隋书·经籍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或是后人据此两种本子所作的校记。

1804楼
宋时亡佚

　　对于亡佚之谜，史学界亦有争议。

　　《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

　　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

　　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

　　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原来《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实际情况是，《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让我们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竹书纪年》上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关于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趁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但在儒家的史料中，故事变成了这样：太甲继承王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起来，太甲被伊尹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伊尹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则回答：“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礼记·缁衣》）。”由是，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王位的伊尹一下子成了大公无私的圣人。以上对点，和正统是完全不同的。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相信考古不断有新发现，竹书、帛书不断问世，象银雀山、睡虎地等，史学家开放的心态，一定可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

　　---------------

　　CAO，宋儒太可恨了！！！！！！！！！！！！！！！！！！！！

1806楼
　难道宋朝时候还有一次焚书？

　　庄子也是那个时候又一次被大规模删改的！！！

道长，一定要把蠕虫教碎尸万段！

1807楼
　宋明今本
　　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散佚无存。宋代目录书，诸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其春秋战国部分以周王室纪年记事，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南宋初年，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据此推断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年出现。

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传统正史记载不同处，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 《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下文将根据朱、王、范、方四家著述，以齐鲁书社2000年版古本竹书纪年为准，阐述竹书纪年的内容如下：
　　目录
　　五帝纪、夏纪、殷纪、周纪、晋纪、魏纪。魏纪之后，附“无归属文”、“疑文”、“路史所引纪年文”、“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五帝纪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
　　哈哈，这就是儒教编造的禅让真相！！！！！

1808楼
夏纪
　　夏纪所载，与正史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当然，孰是孰非，那就见仁见智了。
　　殷纪
　　殷纪则颠覆了正史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这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周纪
　　周纪最与正史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
　　晋纪
　　周平王东迁之后，竹书纪年以晋国纪年，而作晋纪。晋纪记载了晋文侯杀周携王的旧事，详细记录了曲沃代翼的过程。研究晋国历史，《竹书纪年·晋纪》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魏纪
　　魏纪自惠成王起，称“梁惠成王”，这与其他典籍记载的魏国又称梁国相符，有利于读古书，如《孟子》时，弄清楚究竟怎么又有个梁惠王之类的疑问。更好地保存了历史的原貌，对于研究魏国历史更为便利。
　　注解

第1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有明确的在位年数。累加所记帝王的在位年数，可以得到黄帝等帝王的元年数据，同时得到所对应的干支年名。这些数据是：黄帝元年公元前2394年（丁卯年）；颛顼元年公元前2294年（丁未年）；帝喾元年公元前2216年（乙丑年）；帝挚元年公元前2153年（戊辰年）；帝尧元年公元前2145年（丙子年）；帝舜元年公元前2042年（己未年）；夏禹元年公元前1989年（壬子年）。
　　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时代，把中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由前841 年上推了1305年。
　　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与《史记夏本纪》所记世系基本相同，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夏史的真实性。
　　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前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与《史记殷本纪》、殷墟甲骨卜辞所记世系基本相同，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殷史的真实性、怀疑《竹书》为伪书。
　　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前771年凡280年之史事。自汉以来，考证“武王灭殷”的确切年代的有43家之多，唯独《竹书》一家所记最为真实可信，其他推算皆误。
　　第10、11、12卷记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即前770—前229年凡472 年之史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所记是真实的，因为《竹书》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
　　《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很有意思。《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後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内容争议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1]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史料可信。
　　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1810楼
　史学地位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为什么知名度低呢？起码比甲骨文差很多。有人认为，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笔法误人，一至于斯。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这是儒家史学观给传统史学带来的恶果之一。

1811楼
　孔子当年所要“恢复”的，必非周礼！！！！！！！

　　否则，怎么所有的诸侯国都拒绝呢？

　　因为它是要推行蜥蜴人奴隶奴才制度思想，与华夏人完全相悖！！

　　仁义，是心灵的枷锁。

1812楼
　孔子是以“恢复周礼”为名，推行蜥蜴人奴隶奴才制度思想

　　儒教中的《周礼》完全不是周礼！！！！

1813楼
　记载
　　《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附一《束皙其人》：
　　束皙：晋代学者，“二十四史”之一《晋书》的《帝纪》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据载，他是当时多闻博识而精于古文的学者，他生性恬淡，不慕名利，曾作《玄据释》以拟《客难》，从不拿学问作为争取荣华富贵的工具。因此，其学术造诣颇深，他撰写的《七代通志》、《三魏人士传》、《五经通论》、《发蒙记》等鞯著作，均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
　　附二《束姓来历》：

　从《晋书·束皙传》记载考证，束姓是西汉高士汉疏广是后裔。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孟达，对王莽篡政不满，莽“立新”后，孟达避难逃至东海沙鹿山，改姓束，自此出现了束姓。望族居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县）。束姓名人还有：宋代有枢密都承旨束嘉，元代有画家束宗庚，明代有清官万载县令束清。
　　附三《汤饼赋》：
　　晋代束皙的文章《汤饼赋》曰：“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气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瞧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
　　汤饼，现在叫面条。汉刘用《释名》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蒸制者日“蒸饼”，煮制者日“汤饼”或“煮饼”，炸制者日“油饼”，还有一种从西城引进的烤制饼，称胡饼。至晋时，汤饼已有成细条状的了。束皙之《讲赋》中描述下汤饼的情景：“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振衣振裳。握〔溺字换成提手边〕拊搏，面弥高于指端，手索遇而交错，纷纷驳驳，星分雹落。”束皙称汤饼“弱如春绵，白若秋练”。后庚阐《恶饼赋》有“王孙骇叹于曳绪，束子赋弱于春绵”之句，傅玄《七谟》有“乃有三牲之和羹，蕤宾之时面。忽游水而长引，进飞羽之薄衍，细如蜀茧之绪，靡如鲁缟之线”之说细如蜀茧之绪，靡如曾缟之线，实在已经很细了。

1814楼
　经过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1]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出土时间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1]
　　编辑本段
　　遗址



《竹书纪年》出土遗址[2]
　　在河南省新乡市汲县县城（现卫辉市）西南10公里，孙杏村乡娘娘庙（村）南。因墓地在汲得名（汲县古称汲郡）。为战国时墓冢。共七处（自东到西按天、地、五行编号）。西晋太康两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音 否标，Fǒu Biāo）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3号“金”字墓，得竹书数十车，经束晳整编出《竹书纪年》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年体史书，曾为中国文化史四大发现之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S226;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S226;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1824楼
　史记·周本纪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可怕啊，难道周太史儋是预见到了秦始皇？先知啊，却无能为力改变……

　　太史儋与老子是否同一人还有争议。

1825楼
　◇集解应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后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至昭王时，西周君臣自归受罪，献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韦昭曰：“周封秦为始别，谓秦仲也。五百岁，谓从秦仲至孝公强大，显王致伯，与之亲合也。”

　　○索隐按：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为诸侯，是别之也。自秦列为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献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举其大数

　　◇集解徐广曰：“从此后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骃案：韦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索隐霸王，谓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诛毐，正十七年。

　　□正义周始与秦国合者，谓周、秦俱黄帝之后，至非子未别封，是合也。而别者，谓非子末年，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后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载，周显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复与之亲，是复合也。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谓从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显王致胙於秦孝公，是霸也。孝公子惠王称王，是王者出也。然五百载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后十四年，则成五百

1826楼
　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
　　郭沂
　　编者的话

　　湖北荆门郭店1993年10月出土的804枚、13000字的竹简，经学术
　　理论界5年研究得知，它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2种4篇，儒家著作11种
　　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秦哲学
　　史上的许多谜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一经出土，立即引起海内外学
　　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郭沂从郭店楚简的史
　　料入手，考证了中国先秦哲学史，论述了道家的起源与流变，子思学
　　派，《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
　　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他对先秦哲学史问题
　　的独到见解，受到学界的关注。现将该文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为我们重
　　新认识先秦哲学史提供了可贵的新线索。


　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以至于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
　　案之一。

　　我研究竹简《老子》认为，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
　　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
　　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老子其人
　　其书皆有二。


　　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
　　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旁证是，竹简《文子》和竹
　　简《老子》可互证早出。

　　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
　　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


　《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
　　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竹简《老
　　子》完全一致。

　　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
　　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
　　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妥的。

　　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
　　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
　　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
　　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
　　这是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公元
　　前374十年间。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
　　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
　　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坐标。

　　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
　　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
　　《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
　　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
　　《汉书·艺文志》所载“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是正确的。早有人
　　指出，《文子》中的平王为楚平王，此书并非伪书，故《汉书·艺文
　　志》以为《文子》中的平王为周平王，从而怀疑此书“似依托者也”
　　则是错误的。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
　　而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
　　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看来现在应改为战国中期。

　　根据有关文献看，列子既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又曾问于关
　　尹子，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
　　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
　　关尹子的晚辈。

　　郭店竹简中另一篇道家文献《太一生水》，建立了先秦哲学史上
　　一套最完整、最精致、最独特的宇宙生成论，令人称奇。李学勤先生
　　曾指出，此篇为关尹子一派的文献，我很赞同。而我进一步认为，从
　　郭店一号楚墓的时代来推断，这部文献的作者就是关尹子本人。《太
　　一生水》的思想深受竹简《老子》影响，且两部书本来就合编在一起
　　的，故老聃书很可能传自关尹子，而关尹子当受之于太史儋。

　　道家与隐者一派
　　刘歆说道家源于史官，冯友兰主张源于隐者。在我看来，今天我
　　们所说的道家，本来就是两大学派。一派源于史官，其传承系统是：
　　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黄老学派；另一派源于隐者，其传承
　　系统是：早期隐者（如《论语》中的隐者）→杨朱→列子→庄子→庄
　　子后学。两派的发展线索都十分清楚。

　我们谈学派归属，首先应搞清判定学派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
　　价值理念，而不是思维方式。我之所以区分上述两派，是因为源于史
　　官一派的价值追求是平治天下，源于隐者一派的价值追求是修身养性；
　　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

　　先秦时期的各种讨论学术史的文献，无论《庄子·天下》，还是
　　《荀子·非十二子》，抑或《韩非子·显学》，都没有将这两派的人
　　物混为一谈。从史料看，第一个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的学者是司马谈。
　　司马谈作《论六家之要指》，将诸子分为六派。从其描述看，道家仅
　　指源于史官的一派。在六家中，司马谈之所以最为推崇道家，主要原
　　因是他的太史公身份与此派一脉相承，在思想上自然有更多的认同。
　　第二个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的是刘歆。也就是从他开始，才把上述两
　　派合而为一。其原因是，刘歆坚持各个学派皆由官学分离出来，但隐
　　者一派不可能出自官学，加之此派以道立论，故刘歆归之于道家。

1836楼
　远山：

　　‘尧既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

　　黥为刺面之刑，劓为割鼻之刑。

　　庄子借直观易解的‘人之身刑’，转喻难以直观的‘人心之刑’，
　　终极指控‘仁义’伪道戕害人之真德，
　　仍以唐尧为始作俑者。

　　江湖章尚以‘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为‘仁义’的变文婉词，此处则不迂不曲地直斥‘仁义’属伪道，伪道俗见之‘是非’属伪‘是非’。

　　《齐物论》业已贬斥‘仁义之端，是非之徒，樊然淆乱’，
　　指出‘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其所言者特未定’，
　　断言‘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因而主张‘和之以天钧’。

《德充符》也主张‘是非不得于身’，
　　《杂篇·天下》又说庄子‘不谴是非’。
　　庄子仅仅不谴伪‘是非’，但必谴真‘是非’。